29岁的朱莉在北京一家企业做游戏策划，多年来的频繁加班渐渐让她吃不消。今年4月，在和退休的父母商量后，她决定辞职回家陪二老，同时也为下一段人生好好做下规划。
除了有更多时间陪伴父母，家里其实也不需要她帮太多忙。不过她说，作为独生子女， 以前从来不做家务的自己现在开始收拾房间。
朱莉说，日常生活开销主要由父母承担，妈妈还提出每月给她2000元的生活费，但她没有收。
父母对她的要求似乎并不高，只希望她“能保持正常的生活状态，不要睡太晚，不要过于放纵自己 ”。
像朱莉这样的“全职儿女”生活方式在中国年轻人中流行起来，引起网上热议和学界的关注。他们大多是在职场初期受挫或职业进入瓶颈期，决定回到家里与父母同住，通过陪伴父母或承担一些家务来获得认可。
有人甚至与父母签订了一份简易的劳务契约，上边列出付出与报酬——做一份家务多少钱，陪伴父母一小时多少钱。
“全职儿女”的背后是中国高企的失业率。中国官方最新数据显示，今年5月，16至24岁青年人的失业率升至20.8%，连续两个月创2018年有统计以来新高。其中大学毕业生的情况更糟糕，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卓贤估算，
大学生失业率是青年整体失业率的1.4倍，是青年失业人口的主要群体。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陆曦说：“全职儿女是社会失业大潮下出现的不可避免的现象，背后体现的是整个社会经济严重下滑、萎缩的现状。”
职场焦虑
朱莉说，工作五、六年来，加班是家常便饭。辞职前的几个月，公司更强制要求加班。她经常早上9点离家，晚上1点多才回来，“活得像个行尸走肉。”
“晚上不吃安眠药睡不着，做梦都是在公司里，梦的内容也跟工作有关。然后早上醒来马上又去工作，感觉24小时都在工作。”
在中国，996的工作制（朝九晚九，每周六天）相当常见，尤其是在科技行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许多初创企业由于没有核心竞争力只能追求速度和强度，因此要求员工加班加点，并且通常不会支付相应的报酬。
朱莉说，公司里如果有同事离职，人力资源部门会很快收到几百封简历，招聘新人从来不是问题，这也助长了企业的加班风气。“加班了三个月之后，我发现团队的同事差不多有一半我都不认识了。”
父母接受她回家做“全职女儿”，因为他们觉得，女儿这么大年龄还找不到对象，很大原因是跟加班有关。于是对她的辞职表示理解，希望她能找一份时间相对自由的工作。
在重庆从事房地产相关的工作的陈都都，今年年初辞职，回到家乡云南的一个小县城，也成为一名“全职女儿”。
新冠疫情期间，她所在的行业尤其低迷。公司以底薪加提成的方式计算工资，近一两年收入锐减。扣除日常开支包括每月2000元的房租，基本所剩无几。
“考核越来越严格，业绩最好的时候都达不到目标，”27岁的陈都都说。加上疫情期间许多地方长期封控带来的压抑，让她觉得“突然看不到希望了。”
“去年那段时间让我觉得，为什么打工人这么悲哀，每天都要早起，碌碌无为地去工作，每天做重复的工作，就拿那么一点工资，我觉得太可悲了，为什么人会这样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