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泉：美国就业市场基本恢复，“退休悖论”却在加剧

7月8日，美国劳工部公布了最新的就业数据：六月份新增了37万2千个工作岗位，失业率维持在3.6%。

2008年“大衰退”开始之后，美国的失业率在2009年10月达到10%的高点，此后逐渐下行，2020年2月降至3.5%。此后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失业率在二个月之内一度飙升至14.7%，如今回到3.6%，算是大体回到了疫情前的水平。

换个角度看，就工作岗位数量而言，2020年4月美国因为疫情冲击一度丧失了超过2000万个岗位，此后逐渐恢复，到目前也基本恢复到了疫情前水平。

就恢复速度而言，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就业市场花了近4年才恢复到衰退前水平，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花了将近6年恢复，这次则是2年半不到。[1]

表面上看，美国宏观的就业和岗位供给情况都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不过这些数据远远无法反映出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的结构性深刻变化。诸多变化中最具深远政治和社会影响力的，恐怕是因为疫情冲击而正加速发生在“婴儿潮”一代身上的困境。

作为美国官方认定的唯一一个世代，1946至1964年出生的7600万“婴儿潮”一代，或主动或被动地推动了美国二战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转型。

这一代人出生、成长和成年的每一阶段，都受到美国教育、就业、住房和消费领域中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影响。他们是美国种族冲突、越南战争、冷战、嬉皮、雅皮文化的亲历者。在政治上，这一代人到目前依然占据主导。在最新的第117届国会当中，属于“婴儿潮”一代的众议员有230名，参议员则多达68名，属于绝对多数。

疫情期间，“婴儿潮”一代或主动或被动地开始大批退出就业市场，连带推动美国进入一个深刻的转型期。首先体现的领域就是美国劳动参与率的变化。

从下面美联储的统计图可以看出，美国的劳动参与率在1990年维持了10年的高点之后，从2000年开始逐渐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下降幅度逐渐加大，疫情中更是出现断崖式下跌，目前

虽然已经大部分恢复，但仍还没有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虽然影响劳动参与率的因素众多，但“婴儿潮”一代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影响。1970年第一批“婴儿潮”世代是24岁，开始大批进入就业市场。2011年这一批人达到65岁，开始大规模退休。

在时间点上正好契合上述参与率曲线的变化。

由此带来的冲击，首先就体现在对美国的联邦社保体系和医保体系的影响上。

美国的政策是62岁开始可以领取联邦社保，65岁开始享受老人医保。联邦社保基金和医保基金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美国人所交的工资税，目前的税率是15.3%，会每月自动从工资中扣除。

1950年的时候，美国的抚养比大约为16：1，也就是16个工作人口负担一位退休人口，2010年，这个比例降到3.3，2025年预估会降到2。实际上从2010年开始，社保的给付总额就开始超过征

收额，目前的年支出大约在1.1万亿美元左右。[2]

老人医保这边，2000年的总支出为2000亿美元，2021年上升到6890亿美元，到2032年预测开支会达到1.6万亿美元。[3]目前社保和老人医保支出分别占到联邦支出的17%和10%左右。[4]

毫无疑问，随着“婴儿潮”退休人数的不断增长，这两项支出还会继续增加，对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压力也会越来越大。2021年受疫情影响，联邦预算赤字达到创纪录的2.8万亿，GDP占比超过

12.4%。虽然权威机构预测今年赤字会回落到1万亿美元，但是从2024年开始又会回升。[5]

在劳动生产率和产出无法大幅增加的情况下，面对退休潮带来的不断增长的刚性支出，美国联邦政府如何开源节流是接下来十年中的一个巨大挑战。

而抛开以上政府层面的问题，“婴儿潮”退休群体个人层面所面临的挑战也不小。最突出的是退休金账户缩水问题。

在1981年以前，美国大部分私营企业实行的是退休金制度，也就是在一个企业工作满一定年限，退休之后直到死亡，公司都会每月给付一定金额的退休金。1981年之后，利用国会1978年修改

税法过程中添加的一个免税条款，私营部门逐渐开始将固定退休金制度改变为个人退休投资账户，也就是雇员和公司各自按照一定比例将钱存入一个退休账户，通过投资于金融市场来积累退休

金。

对于公司而言，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在于卸掉了对退休员工的责任，避免了给付传统退休金所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对于员工而言，表面上收获了自由度，因为退休账户只和个人挂钩，无论怎

么转换工作都可以延续，不用再担心为了积累工作年限而不敢换工作。但实际上由于开始直接面对金融市场的风险敞口，个人的不稳定性反而是大大增加了。